民意代表的政治哲學

民意代表的主要工作是為民請命，把市民的訴求向政府表達，值得我們進一步去思考的是民意代表如何在社會多元的聲音之中找到一個立場，好使自己的使命能達到,繼而讓政府政策受惠於更多的人，解決對立，建造和諧。
「順兄或順嫂？」
對於政府的政策，總會有人歡喜有人愁，簡單如是否應該興建地下鐵便利交通，都可以有支持與反對的聲音，只因為我們的社會由不同的階級形成，階級之間一旦不能獲平衡利益就釀成衝突。民意代表所相信的政治價值就是其政治取態的基礎：舉個例，政府建議興建鐵路，先讓我們把社會簡化成只有兩組不同組別的市民，組別A多數長期被受上下班路程遙遠所困的人，鐵路使他們出入方便，他們對政府遲遲未有發展鐵路表示不滿；比起鐵路對他們帶來的方便，他們更關注居所會被興建鐵路時製造的嘈音、廢氣滋擾，破壞居住環境及附近的自然生態，假如你是民意代表，請問你將如果表態？如果你是支持A，你的立場支持興建鐵路為產生社會最大的效益，同時即代表了你不支持B，而會受到B居民或環保組織批評。
在現實中的情況比以上的例子複雜，民意代表的取態立場是不會這樣的明顯，當中有往往有其他政治因素如選舉票源，政黨的意識形態、政策路線等左右，不論官員或議員,想必都經歷過以上兩難。面對總總局面，作為不同市民的代表，個人政治取態往往會「順得哥情失嫂意」。順兄或順嫂,始終會有個決定,而這決定正應取決於良心。為民請命,不是為一個或兩個選民請命,而是為全民請命。
民意代表發揮政治智慧
這些兩難其實正是民意代表發揮其政治智慧的機會。面對社會的多元意見，首先作理性的溝通其實有可能令兄嫂和解,民意代表大可當溝通橋樑，辯護與協商能力也是十分重要的，可以說服別人明白你的立場，有助化解不社會矛盾。再者，真要取捨時候,民意代表必須考慮如何才對市民有最大利益,而非如何會令更多選民投自己一票。這就是所謂的良心 - 擁有這顆良心，不求個人的野心為政治競爭而逞強求進，民意代表會彰顯出社會公義。
大概香港需要的,就是這種有良心的民意代表。

勇者無懼‧練乙錚

「動筆動思考」課後,我尾隨練乙錚及其友人步出教學樓,我從其後觀看他手執那本他說從未翻過卻帶給我們寫作參考的«修辭學»,瀟灑地走過馬路,也許路人不知道,這位樸素的男士就是全香港每年寫字最多,且最具勇氣去明亮自己觀點的人。
練乙錚,九八年獲特區政府聘任為中央政策組全職顧問,零三年七月因公開參加七‧一三中環集會而被政府革除職務。我想練先生其時身居要職, 在參與民主運動之前早就預視到後果, 仍然無懼， 足見他在有限的政治空間裏勇敢地為政治價值表態, 這份堅持並不容易, 是需要相當的勇氣。
為政者在制訂政策的過程中,把政治理念注入,大膽提出意見,不投其所好,不盲從附和,這根本是一個法治社會須容納及鼓勵的 ;可是現實往往相反,特別在香港目前的政治環境趨於兩極化,面對許多具爭議性的社會問題,大多為政者會採取明哲保身的態度,提一些無棱兩可的意見,避免歸入特定的政治標籤;敢於犯顏直諫者,寥寥無幾 ,練乙錚選擇勇敢地表明自己的態度,正如他曾說過自己表裡如一,在當權派中頊亦能說出具批判性的觀點。早在中央政策組工作時, 他試圖說服當時的行政長官董建華接納他認為對政策有利的意見, 包括董任內推行的主要官員問責制, 只是沒有獲得董的接納。
沒有使出「唯唯諾諾」這種從政高招,像練乙錚一樣的人也許就註定不能在官門內生存,既然理念與主子不配合,練乙錚也就不留戀參與政治當中, 選擇從旁用筆觸去表達他對社會政治的意見。對於練乙錚的文章邏輯性特強，在分析中層層結構緊密，步步推進，無容置疑很具可觀性。這跟他大學念數學系大有關係。數理思維訓練出他清晰的邏輯、嚴密的結構,不過這對他來說卻帶來了不易為文章作加或減的制肘。當然，沒有獨到的觀點, 文章技巧多好也不能刺激讀者的思考；而有獨到的觀點卻缺乏勇氣去批判，也不能對社會、政府提供有力的鞭策，這份勇氣正是練乙錚的評論文章畫龍點睛之處。
縱觀香港目前的評論員，寫出有獨到觀點及文字技巧好的大有人在，或許就缺乏了一些有勇氣去批評的。如果多點人能夠拿出勇氣, 說該說的話, 人人皆忠言, 當權者也不能隨便把逆耳之說當耳邊風了。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代表甚麼？

就新疆自治區新聞辦誣衊香港記者涉嫌煽動鬧事、違規採訪一事，港區全國人大代表之一譚惠珠在每月例會後表明：由於已經向中聯辦反映意見，決定不會以港區人大聯署的方式去信中央。事後有人大代表向記者稱會前曾收到暗示，指可以以個人身份表達意見，但不應作出三十六人聯署。事實上，七名身兼港區全國人大代表的民建聯成員，包括譚惠珠在內及葉國謙、溫嘉旋等人於九月七日已去信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吳邦國，反映港人對事件的高度關注；例會前亦有其他人大代表如何鍾泰、李宗德等支持採取聯合行動向中央提案，一度令香港人美麗地誤會了建制派在是非黑白上其實都會「幫理不幫親」。如今，譚惠珠的回應叫港人從誤會中醒覺，加上她指「國慶臨近沒有迫切性要求中央作出回應」一話，實在令有關記者們和其他市民為之失望。
此事不單是三名香港記者在內地採訪受阻，而是牽涉到新疆有關當局的不當言論，特區又沒有辦法直接向新彊其他渠道申訴，就只得向當家的中央反映。按照基本法，人大代表是香港特別行政區居民中的中國公民依法參與國家事務管理的一個機制，就好比香港與內地的橋樑，即使人大代表不是由港人選出，也理應有責任和義務代表香港市民向中央反映意見,故由他們聯署致函中央就最為恰當。既然某些人大代表較早前已表明過立場，對港記者深感遺憾，認為要代他們出頭，聯署也就是最為實際的行動，集中力量透過正式的管道向中央提案，希望中央可以秉公辦理，要求人大委員公開回應並徹查事件，還香港記者清白，保障新聞從業人員在內地採訪的合法權益和人生安全。為何在各自表述過後就打退堂鼓或敷衍了事，拒絕多行一步作聯署？
聯署只是為了要求中央政府介入調查，還原事實， 如果認為國慶臨近是決定放棄聯署的其中原因，似乎對香港記者不公平，難道你們以為聯署要求中央關注香港記者就會為祖國加添麻煩？難道你們擔心香港記者其實並不可信？這樣說來，之前曾有人大代表的信，也並非真心為香港記者討回一個合理的交代；即使是真心，到頭來也只是縮頭烏龜般的表現。
連代表港人爭取一個公道也這麼困難，更遑論代表港人爭取甚麼利益。那麼，請問港區全國人大代表考究竟代表甚麼？

從台灣天災、新疆人禍看政治風險

九月初，新疆及台灣的政治高層分別被撤換或自行請辭而下台。烏魯木齊七五事件逾兩個月後，最近連續發生的「針刺」案件，引起群眾恐慌，不少憤慨的市民聚集街頭演變為數萬人遊行，由於無法為各族營造一個安全穩定的社會環境，中共中央隨即作出了人事調整，免去烏市委書記栗智與新疆公安廳廳長柳耀華的職位。在台灣，馬英九政府自八八風災後飽受猛烈抨擊，指錯過了救災的黃金時間、救災漫無章法、徹底暴露當局對危機反應遲緩、決策能力不足，要求外交部長下臺、內閣總辭、甚至罷免總統來追究責任的聲音隨即響起。兩件事前者為人禍，後者為天災，事情的發展都是從政者始料不及的，但兩者最終都導致有政治高層下台，這反映出政治的過程中是存在風險的，而從政者必須有心理準備承擔起政治責任。
所謂風險，乃源自於不確定因素所導致非所願見的後果。最為了解的是投資存在一定的風險，財金專家會利用HEDGING(對沖)來確保投資中仍然獲利，從而把商業風險降到最低。政治同樣存在風險，所謂政治風險， 從以上事件分析可歸納為於(一)某些因素激起民眾情緒而不能受控：如新疆的民族衝突；(二)百姓的利益受損害而政府處理不當：如台灣人遭遇風災肆虐的無情和面對馬英九政府救災的無能。
這些天災人禍都充滿了未能預期的政治變化,把政府的管治、領導、控制能力表露無遺，當中處理不當或管治不善，將進一步演化成政治危機，小則從政者聲譽形象受損，大則政府整體上失去市民信任，陷入不可收拾的局面。從政者必須有承擔政治風險的意識，最常見的承擔就是下台，結束政治生涯來平息民憤，以穩定政局。
人為風險-烏魯木齊易帥
新疆的騷亂顯然並非易去一個市委書記和公安廳負責人就可以解決，但栗智及柳耀華須就為官治下民眾不能受控而負上全責。當前的關鍵是穩定民心，中央「換馬」的做法就是要明確地向全國尤其是新疆百姓宣示治疆的決心，並增強各級各族官員的政治和責任意識,要他們盡最大努力控制社會,以免民族之間進一步挑動矛盾和製造分裂。然而，大家都明白要解決漢維回等民族之間的問題，要從國家層面的民族自治政策上著手，易帥乃權宜之計、應急之道。
天然風險-台灣內閣改組
八八風災對馬英九政府造成的重創是之前不能想像的，國民黨的支持度跟著馬英九一起下滑，面臨嚴重的領導危機。即使馬英九與行政院長劉兆玄於災後密集南下，試圖努力挽回民心並穩定政局，都不能平息民怨。一場天災就擊潰了小馬哥長久而來建立起的光環，他除了不斷鞠躬之外，自己不下台，也必須有主要官員負起風災的政治責任，故改組內閣是為政治風暴暫時止血。正如外長歐鴻鍊被媒體揭發曾向各駐外機構發布通告婉拒各國對台灣風災的援助後自願扛責，他說：「在接下政務官的職務時已經做好隨時要下台負責的準備」，內閣總辭是斷尾而為馬英九政府求生。
政治風險-特區官員反思
特區政府的高官問責制己實行多年，如今政府又進一步擴大政治委任制度，新疆及台灣的政治事件實在值得一眾官員反思：政治是存在風險的，面對事件處理不當，只是鞠躬道歉是不夠的，請問你們有足夠的政治承擔嗎？

新聞媒體與社民連的角力-誰來設定新聞議題?

媒體與政黨密切的關係在於兩者必須相互地依存；對政黨來說，總希望讓有利自己的議題得媒體的報導，期望籍記者的傳播達到最佳的宣傳效果。媒體則想要得到資訊，特別是政黨間激烈的交鋒、奇招突出的選舉活動、政治人物醜聞及出位的言論，有sound bite夠juicy的，都成為了「有價值」的新聞。在各取所需下，深諳媒體運作規律的政黨，就知道要向記者使力，結果，新聞議題就被操控了。
從寂寂無聞的政黨到今天在立法會有三個議席，社民連在議事廳激烈的行為和出位的言論成功得到了媒體廣泛的報導、社會輿論的關注，風頭甚至蓋過公共利益政策議題。論資源，社民連不多，但論吸引傳媒的策略，社民連則比其他政黨都來得成功。早前香港大學調查巿民最熟悉的政治人物，特首曾蔭權排第一，排第二和第三位的分別是梁國雄和黃毓民，可見社民連二子已冒升為最矚目的政治人物，試問有甚麼技倆比借傳媒的報導有更高更強的滲透力？ 這多多少少反映政治記者容易成為政黨的宣傳工具，政治新聞內容及所呈現的觀點往往被預設和主導。
媒體對政治和政治人物所持的態度反映於報導之中、從而直接影響了大眾對政治現實的觀感。姑勿論社民連的粗言穢語及擲蕉行為是否得港人受落，他們確實成功透過傳媒的鏡頭與筆觸，向支持他們理念的基層選民大快人心地鞭撻政府的無能和主流民主派對爭取民主的保守和軟弱；即使從表面看來，反對他們路線的聲音很多，但在比例代表制下，只要他們能帶頭引領一群憤世嫉俗的市民作出激烈的抗爭，就能維持他們的票源或吸納新血，媒體的角色對社民連的發展起了相當大的作用。只要他們的行為符合了新聞要素就可以躍登版面，所以他們駕馭傳媒的技巧亦已經漸漸地變成政治的一部份。政治記者自以為很客觀地反映議會內發生的事實，把重點落在他們的燥動, 卻忽略了議事廳內的施政，批判能力隨著每天報導這些「表演」而荒廢。
媒體有其政治立場是無可厚非的，問題是若媒體報導的內容甘心淪為政黨的傳聲筒，就等於放棄了新聞主導權，也忘記了自己的社會責任。面對政黨高明地與傳媒打交道，惟有靠記者有意識地對抗預設的陷阱、以自覺性作自身的防線，才能與政黨在新聞議題的槓桿上相互競逐主導權，否則，市民總有一天會對這些政治廣告厭倦，民智亦隨著新聞尊嚴和公信力一同大倒退。

從力拓案反思中國企業海外併購中的博弈

今年六月五日，澳洲力拓礦業撤銷了與中國鋁工業達195億美元的戰略合作交易協議。一個月後，中國以涉嫌竊取國家機密及損害中國經濟利益為由，逮捕了力拓駐滬的四名員工。姑勿論中國在這個時候作出之拘控是否有理、背後又有否政治動機，力拓風波值得我們重新檢視中國在國際經貿領域的定位。
截至上半年，中國外匯儲備飆升至兩萬億美元，溫家寶總理明言要動用外匯存底鼓勵企業「走出去」，拓展海外的資源和市場，足見中國大有崛起之勢。即使金融海嘯衝擊全球，中國經濟依然持續發展，當中鋼鐵業更是持續高速增長，成全球第一大鐵礦石消費國；反觀負債近四百億美元的力拓需錢孔急，中鋁理應在價格談判中有主導權，交易偏卻在僵持中夭折。事實上，中國近年進行的海外併購屢受挫折，例如零四年TCL併購法國阿爾卡特手機部門卻被巨額虧損拖累、零五年中國海洋石油收購美國石油公司優尼科鎩羽而歸、今次中鋁收購力拓胎死腹中。海外併購博弈失利, 問題何在？
由對賣家做的財務性盡職調查(Due Diligence)、交易價格談判到投資整合方案設計等，中方都暴露出欠缺經驗性交易策略，謹慎風險評估和果斷應變力等弱點。中國洞悉海外併購商機潛力甚大，但以為有錢有熱情就能成功，落得如力拓功虧一簣的尷尬局面；即使收購成功，也就有TCL把機遇變成包袱的困境。
中海油收購優尼科和中鋁收購力拓的失敗，直接反映外國始終對中企掌握它們的資源有所抗拒。華府議員認為中海油的收購危及美國能源安全；澳洲媒體也強烈反對中鋁入股，結果優科尼最後買家是美國雪佛龍、力拓則與另一澳鐵礦巨擘必和必拓合資業務。保護主義及中國威脅論思維令中企要「走出去」的道路更嚴峻。
商業課教授合併是為實行優勢資源互補以達雙贏。中國要「走出去」分享
全球化的成果，企業要摒棄單純以錢賺錢的心態，外交上則要去除外國貼上的政治標籤，如今力拓風波為中國在國際經貿關係蒙上陰影，中國定要拿出證據並把間諜案審理程序透明化，才能讓世界心服口服，抓緊併購商機，彰顯一加一大於二的價值。

The last refuge of the complex

生活還是要繼續
就得再找一個地方安心避難